一、《大唐双龙传》——从主角升级到佛道之争

黄易的《大唐双龙传》是中国武侠小说的瑰宝，小说中寇仲与徐子陵的一路升级打怪迈向顶级高手的历程和卓越、紧张的战场描写可谓引人入胜，黄易将小说人物与隋朝末年军阀并起、逐鹿中原的各方势力结合起来的设定更是令人称奇。在《大唐双龙传》的文化内核中，始终围绕着平民与门阀、佛家与道家展开。为避免篇幅过长，这里想先集中的介绍书中的佛道之争。

寇仲和徐子陵作为书中的双主角，从书中开始就依托书中的道家秘典《长生诀》和道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二人的练功无不围绕着无为有法、一静一动、一阴一阳等展开，比如他们两的“井中八法”对道家的精神体现最为突出，甚至他们的对手邪王“石之轩”创造的不死印法也处处体现了阴阳、生死的转化。而书中的一大武林势力慈航静斋则是书中佛门的领袖，他们在天下大乱时强力支持李世民，希望能尽快安定天下、和平化解天下大乱的危机，书中不少正派高手都为慈航静斋所驱驰，佛教势力可见一斑。

在书中佛道之争伴随到小说结尾，最终看上去似乎是佛家取得了胜利，那么在真正的历史中，佛道势力在唐朝初期（这里仅指李渊、李世民时期）又是如何演化的呢？这正是本文想和大家讨论的核心主题。

二、历史上的一场唐朝朝野的佛、道大讨论

不过唐朝初期在确定佛道两家的具体发展策略时，朝野上下是经历过一番大讨论的，在述说策略前有必要先介绍下这场至关重要的佛道论战。

（一）道教势力的进击

当时，太史令傅弈（道士出身，精通天文历数）在武德四年、武德七年两次上书唐高祖李渊，他从儒家伦理出发，认为佛教存在诸多弊端，“与百姓无补”、“与国家有害”，指出佛教拥有自己的寺院田产却无需交税，佛教徒渐多而无需服役，不利于国家的长远统治。

《旧唐书·傅弈传》：佛于西域，言遥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

傅弈此举引起了许多道士的附和，诸如李钟卿等人也纷纷著书《十异九迷论》等来提供舆论上的攻势。

（二）佛教势力的反击

然而，面对道教的舆论攻势，佛教中人同样有人挺身而出。当时的高僧法琳素有“护法沙门”之称，面对傅弈等人的责难，他的应对可谓十分完备，他吸取了先前直接引佛教经典反驳效果不佳的教训，直接著书《破邪论》。

在《破邪论》中，法琳论述了佛家与儒家不仅有共同之处，甚至犹有过之，都主张要以五常（佛教中对应的是五戒）来作为行为处事标准，儒家以五常作为人之为人的标准，而佛家则甚至把五常作为来事仍可为人的先决条件。他认为佛家只是形式上割舍亲情、君臣等，但是为了寻找众生脱离苦海的“大顺”：

《破邪论》：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礼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泽被怨亲，以成大顺，福沾幽显，岂拘小违。

不仅如此，他还著书《辩正论》对《十异九迷论》进行反驳，可谓寸土不让。

三、唐朝前期时的佛、道发展策略和佛道势力发展情况

古代的中国封建王朝，大多数都是在江山获得后便励精图治。唐朝初建时，从朝廷的选人、用人来看，仍然是以儒家学子为主要对象，这充分体现了以儒为治世之本的政策选择。在确定儒学为主要统治理念后，从唐高祖李渊到唐太宗李世民却仍然考虑到社会现实，对佛道两家也多有扶持。

（一）对道家的发展策略

对道家，其实唐朝初期是和隋朝时期完全不同的态度的。尽管两个朝代间隔时间很短，李渊、李世民等更是曾经在隋朝为官，但完全不同于隋文帝对佛教的狂热，他们选择了尊崇道教、并扶持道家的发展。李渊在位时，便认老子李聃为李唐王朝的祖宗。

武德八年，李渊下诏确定了道教在先、佛教在后的宗教基本策略：

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从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宗。

到了李世民在位后，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出于扶持道教发展需要，再次颁布了《令道士在僧前诏》，再次重申了道教在先的地位：

……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当然，与李渊想比，李世民对道家的支持更为明显，比如他曾经在亳州、兖州等地修建了道家宗庙，还专门安排了经费、人员。

可以说，道教在这时迎来了蓬勃发展时期。

（二）对佛教的发展策略

其实，从社会现实来看，当时佛教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峰，一句“南朝四百八十寺”道出了佛教的发展迅猛。如果说隋朝是佛教的蜜月期的话，那么唐朝初期，尤其是李渊在位时期，对佛教就不是那么友好了。

李渊登上九五之尊后，不仅如上文所述直接以诏令形式排定了佛教居后的地位，还在武德九年三月下诏《沙汰佛道》，尽管诏书中肯定了佛教的作用，但是对佛教的弊端揭露更多，比如诏书中指出，佛教有“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等弊端。而且，由于当时佛教势力较大，虽然道教也在沙汰之列，但客观上却起到了扶持道教的作用。根据《沙汰佛道》诏书，只京师留三寺千僧，其余寺宇并赐王公，僧徒放还故乡，可以说若按照此举，佛教发展将被严重打压。

然而，这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由于当年的6月3日，爆发了玄武门事变，李渊被迫退位，李世民即位后为尽快稳定局势和争取原有李建成、李元吉势力选择了大赦天下，于是佛教又重新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但李世民在位期间，整体对佛教势力鲜有扶持，甚至略有打压，但倒后期略有转变。李世民一方面对佛寺、佛像的建设多有限制，严控佛寺、佛像的数量，另一方面，又如上文直接颁布《令道士在僧前诏》，直接划定佛道地位。此外，他在位期间，零星颁布了有益于佛教发展的度僧策略，甚至礼遇玄奘法师，也可说明他对佛教态度的摇摆不定，到了后期，他甚至开始广立寺庙，扶持佛教的发展。

（三）势力发展情况

得益于唐朝初期的统治者们的或支持或默许或打压，佛教、道教经历了曲折与发展，不过以唐朝长安城为例，据学者王淑良统计，长安城中六成以上的城坊均设立了佛教和道教的宗教场所，长安城更是在政治、经济中心之外，成为了唐朝的宗教活动中心。让我们以地图和数据为例，从位置分布来看，佛道两教的寺庙、道观几乎分布了长安城的主要城坊，具体如以下两张图：

备注：上图中橙色爱心标注点为寺院在长安城坊的分布位置

备注：上图中红色爱心标注点为道观在长安城坊的分布位置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长安城中朱雀街沿线最为繁华，而从分布位置看，这些最繁华的地带依然遍布了许多寺院、道观，我略微统计了下，道观与寺庙分布区域约有长安城坊数量的65%-70%左右。

四、唐朝初期佛道势力演变的具体原因分析

看到这，想必不少人和我一样，好奇唐朝初期为什么会长期坚持崇道抑佛，而李世民在这大战略下却又在贞观后期扶持佛教发展，其实这其中的佛道势力演变是有着深层原因的：

（一）扶持道教——凸显李唐王室血统和打压士族势力的客观需求

其实早在李渊初定天下时，就有感于从南北朝至隋朝时期门阀势力强大可能会动摇王朝的长久统治。尽管李唐也是出身于门阀之列，但当他们化身为至高的统治者后，他们首先就是想压制门阀的发展。而当时，道教始祖李聃的身份无疑是能够迅速提升李唐家族、将李唐与原有的门阀势力区分开来的最佳选择。

客观上看，经过了隋朝末年的势力洗牌，脱颖而出的李唐王朝从统治势力构成的性质上看和隋朝其实并无两样，士族势力依旧占据了王朝统治的核心地位。李渊、李世民看到士族势力依旧庞大、寒族的有才之士受限于出身无力与之相争的情况，便有打破这种阶层固化的迫切需要。因此，选择尊崇道教、借用道祖李聃之名拔高李唐家族的显赫，从而曲线打击士族势力成为了当时李渊、李世民所能采用的最合适手段。关于这个原因，我们其实还可以从贞观六年的修订《氏族志》的事件来做出这个推断。

贞观六年，李世民让高士廉、韦挺等人修订《氏族志》，6年后的贞观十二年，《氏族志》修订而成。谁曾想看到修订《氏族志》的李世民反而龙颜大怒，因为他看到了山东氏族崔民干（后因避李世民之讳，称为崔干）居然和身为帝国统治者党的李唐家族同为第一等。原来，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第二房早在东汉就已跻身名门，在北齐北周时期进一步成为第一流的名族，兼具关中集团内和山东名族的特点，就已渐有天下士族翘楚的说法。后来，李世民只得亲自指示，将崔民干降为第三等。这个例子足以说明上述原因。

《贞观政要·礼乐第二十九》：我（太宗）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尤为第一等？……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

（二）从南北朝至隋朝佛教发展迅猛、势力庞大，唐朝统治者客观上希望限制其发展

就以前文所附的两张图（长安城寺院分布图、长安城道观分布图）为例，如果我们细致数下，会发现尽管表面上看道教似乎和佛教分庭抗礼，但实际上无论从分布的数量还是地段来看（尽管从隋炀帝到李渊、李世民时期对道教多有扶持），但佛教仍然在事实上占据了优势，具体表现为两方面：

一是佛教寺院数目为59座，而道教道观的数目仅为36座，领先了道观数目一半以上，从数量上直观看佛教势力确实领先道教；

二是从分布位置看，尽管道观和寺庙在长安城繁华地带的朱雀街沿街均有分布，但是如果我们细致看，寺庙不仅分布在这个区域，还在皇城两侧密集分布，而道观虽有分布，但密集性明显少于寺庙。

而对于唐朝统治者而言，显然是不愿意单一宗教一家独大的，虽然古代中国并不同于其他文明，鲜有政教合一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唐朝统治者们没有认识到宗教对政权稳定的影响。

在隋朝时期，不仅寺院的修葺、建造费用高昂，而且佛教徒们在一定程度上又享受着“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生活，而这又引导了很多人为了追求这种生活而选择皈依佛门，更有甚者直接伪造度牒，从而客观上导致赋役人数衰减，影响到社会生产和政府财政收入。

《资治通鉴》：造寺不止，费钱货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十万。

这对于当时旨在恢复社会经济、强化中央集权的初唐有着明显的消极影响。

（三）李世民后期扶持佛教，表面看是出于内心精神世界需要，实质上是李世民经过一系列举措已经将佛教纳入王朝统治秩序后的必然之举

李世民在位后期，开始出现了扶持佛教的行为，先后在幽州、台州、晋州等地修建寺庙，他自己在述说此举时视为自己内心的忏悔，希望可以为那些曾经为自己征战沙场的将兵、自己的母亲寻找到一个栖身之所，告慰他们在天之灵。这是李世民寻求内心精神世界安宁的一项举措，也是扶持佛教的表面原因。

诚然，李世民尽管是一个君主，自然会有普通人的情感需要，但作为一个中国历史上排的上号的雄才大略的帝王，他扶持佛教又不只是因为这个原因。

其实到了李世民在位后期，佛教经过李世民一系列举措，已经和隋朝、李渊时期有明显不同，已经具备了纳入唐王朝统治秩序的条件了，这表现为：

一是从佛教的社会弊端出发，引导并亲自制定了一些律令，旨在净化佛门，并约束佛门子弟，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佛门子弟犯法应当交由世俗法而非宗教法进行审理，这可见李世民回答玄琬的事件（记载于《佛祖统纪》）

当时的贞观九年，僧人玄琬上表希望僧人依照佛门内部律法惩治，而唐太宗回应道僧人犯法仍然应当以世俗之法来审理：

朕情深持护，必无宽舍，已令依附内律，参以金科，具陈条制，务使法门清整，所在官司，宜加检察。

二是直接限定了佛像建造的规则，禁止工匠等借助此牟利，稳定社会经济，避免百姓争先逐利的情形。

《全唐文》：自今以后，工匠皆不得预造佛道形象卖鬻。其建成之像，亦不得销除，各令分送寺观，令寺观徒众，酬其价直。

三是李世民巧妙的将儒家伦理，尤其是父子、君臣等纲常伦理融入佛家之中，他利用先前法琳所著的《破邪论》中五常、五戒的论述，鼓励、引导僧人们在佛家修行中也需常思父子之情、君臣之义。

五、结语与思考

唐朝初期的佛道之争实际上是在唐朝统治者的有意安排下进行的，尽管其中争斗略有波澜，但对统治者而言，却始终清醒的将其框定在有利于王朝统治秩序的框架内。也许对于帝王而言，无所谓支持哪个宗教或派别，他们所真正支持的只有他们自己和背后的利益集团。

参考文献：

1.《中国旅游史：古代部分》；

2.《唐会要》；

3.《唐朝律法与寺院安养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