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银錾喜上眉梢山水诗文人物图竹节茶具广东省博物馆藏

银透雕双龙戏珠山水人物故事图提篮广州博物馆藏

清代外销银器广东省博物馆藏

广州外销传奇

德裔学者弗兰克在其名著《白银资本》中做了一个统计：在公元~年期间，欧洲从美洲收到9.8万吨白银，其中3.9万吨运往中国，5.9万吨留在欧洲。中国除从欧洲收到3.9万吨外，还从日本收到吨，又从美洲经马尼拉收到吨至2.5万吨。也就是说，这年间，输入中国的白银，总数约在5.1万吨至7.7万吨之间。

对我们一般人来说，“银子”的意义，就是货币。但从古到今，都存在着这么一种人：他们把白花花的银子，用工具、火焰和溶液，变成各种精美的器物，比如杯子、花瓶、项链、雕塑。经过他们的手，“银子”就不仅只有通货的身份，而且进入了艺术的领域。有那么一段时间，广州这个南方大港，聚集了这一行当无数的高手。他们共同造就了一个外销银器的辉煌年代。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外形遵西方口味，工艺技巧中国特色

近些年大家常爱说一句话：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从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来看，这句话在很大范围内，都适用。当然，所谓“民族的”，不是抱残守缺，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与外部交流、碰撞、互动的过程中，找到一种既“本土”又“世界”的平衡。这个过程，一方面是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一方面是变革创新和融会贯通。实话说，做到这点不容易，而广州的外销银器，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例证。

有研究者这样写道：“中国出口银器不是一夜之间改变自己来迎合西方市场的需求，而是中国几百年工艺传统的产物。它的外形遵循了西方人的口味及需求，但它的加工工艺、制作技巧以及设计语汇无疑是中国的。”

广州外销银器，以及它所赖以产生、发展、繁荣的支撑体系说明，中国人从来不缺少开放精神，不排斥对新事物的了解，不抗拒进入新领域的学习，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合适的环境，一片温润的土壤。

欧洲人对于中国银器的迷恋，可能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早期来华商人在中国的官绅家庭，特别是在行商家庭中做客时的美好观感。很多外国人在他们留下的著作中，表露过对这些富裕的中国家庭里那些做工精美、用料考究的金银器皿的兴趣。比如一位法国海军船长就曾写道，行商宴会上，“在各种银质餐具中，有一种小勺，形状做得非常适用”。酒被盛在镀金小银杯中，小银杯的形状像古代的花瓶。手持银质酒壶的仆人们不停地为客人们斟酒。

其实欧洲自古以来也有使用金银器的传统。从欧美博物馆中收藏的那些精彩艺术品中，我们可以一睹相关技术发展到了何等水平。但这并不妨碍初到中国的欧洲人被熏染在这种东方情趣的氛围中，被陶醉、被征服。毕竟，对于美，对于艺术，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是与不断地求新逐异的心理相关联的。无论是返回故乡，还是长居中国，对于欧洲人来说，从中国采购一些日用、装饰或者具有仪式感的银器，都不失为一种既合经济成本又能彰显个人品位的做法。在很多时候，这些来自东方的银器，还成了主人人生履历的证明物。

当年最好的银铺集中在同文街靖远街

大致从明代开始，广州工匠之巧已名闻天下。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其《广东新语》里记载当时民谚“苏州样，广州匠”，即是最好例证。中山大学博士雷传远在《清代走向世界的广货》中指出，广州十三行成立后，行商所设的商馆区，形成了一个以外销银器为主的“银器市场”，“当时在商馆区附近就有几间主要的银器铺,如早期的宝盈(PaoYing)和Tuhopp均在同文街设有店铺。而较后期的锦成(Cumshing)、林盛(Linshong)、新时(Sunshing)及侯昌(Houchong)四家店铺亦在同文街(NewChinaStreet)”。此外其后较著名的吉星、黄盛、其昌、浩昌等铺号，也大多集中在同文街、靖远街及河南花地一带。

清末那些到访广州的欧洲人这样写道：“（广州）店铺的银匠能制造任何物品，由小小的一只盐羹匙到整套餐具，都能制造出优美的效果……这里的银器十分精细出色，而价格则很低廉。这些银器本质上的价值可和欧洲同样物品比美。”

实际上，也正是广州工匠的卓越技术，以及根据国际市场需要所采用的西式风格，令他们制造的相当一部分银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误认为是欧美工匠的作品。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正是这种误解，使得广州外销银器这一出色的手工艺品类长期没有得到与其价值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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